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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立立

“你或许从未来过我的家乡，但你应该知道这类小镇。”爱尔兰作家科林·巴雷特以简洁有力的话语，开始了他的小镇叙事。这是短篇集《格兰贝的年轻人》里的一篇。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轻轻揭开了蒙在小镇头上的面纱，“国道旁的某条岔路，路尽头的某个工业区，一座拥有五间放映厅的电影院，方圆一英里内大大小小上百间酒吧。大西洋近在咫尺，海岸线蜿蜒参差，海岬上海鸥肆虐……”

正是在这样一幅多少有些落寞的画面中，一群无所事事的留守青年要开始他们的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外面的世界了无兴趣，更不在乎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乡是否早就被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碾压成泥，只是一门心思地沉浸其中，与老旧的日子相互携手，就像一口吞下了太多满是陈腐味的老酒。甚至，他们更乐于向外面那个越来越发达的世界，展示自己的空虚与无聊。毕竟，好也罢坏也罢，格兰贝才是他们的家乡。

从文学渊源来说，巴雷特与科尔姆·托宾最为相似。《布鲁克林》里，小镇姑娘艾丽斯在大洋彼岸回望远方那个“回不去的家乡”。巴雷特则用6个短篇、1个中篇，勾勒出小镇格兰贝的轮廓。谁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反正它的现在，以及由低迷当下引发出的未来，都被巴雷特原封不动地写了下来。《诱饵》开始于难熬的桑拿天。叙述者“我”和堂弟马汀却要在这个“把空气熬成了浓汤”的夜晚，开着车子四处漫游，寻找堂弟深爱的姑娘莎拉。

车窗外，“一排排千篇一律的平房无声无息地从眼前掠过”；车窗内，因为失恋而精神萎靡的马汀瘫坐其中，“像一件随手丢弃的外套”。这是巴雷特的残酷青春。不过，这种残酷从来不是头脑发热的奇思妙想，更不是报纸头条的耸人新闻，撑起它的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格兰贝的年轻人》大多写于2008年。彼时，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为整个世界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爱尔兰的经济陷入停顿，无数年轻人因此失业，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本已萧条的家乡。

《倚马而息》一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混乱生活。一方面，混混小丁在“退休”拳击手阿姆的支持下，去找骚扰他未成年妹妹的老男人范尼根复仇。另一方面，阿姆五岁的儿子杰克患有自闭症，任何对日常生活轨迹的偏离都会让他深感不安，只有农场的马驹能为他带来快乐。在与阿姆的交谈中，来自美国的年轻女驯马师用“无所谓”来形容她在格兰贝的生活。是啊，世界那么大，去哪儿不行，又何必非得吊死在这棵老树上？她的反问就像当头一棒，狠狠地砸向阿姆。“你也一样。你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没错吧？你现在正当年，留在这儿干什么？”

这样的质疑，就像恒定的画外音，回荡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等待巴雷特给出标准答案。然而，这个问题注定是无解的。至少，以不变应万变的格兰贝不会告诉它的下一代，应该去哪里、做什么。他们离世界太远，远得早已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多么落伍，更不知道未来将要去往何方。恍惚中，酒醉的阿姆看到镜中两人的脸，“如同月亮一样漂浮在高高低低的酒瓶排成的天际线上”。同样，《月球》一篇，在戈尔韦上大学的姑娘玛蒂娜看到小镇生活的一潭死水。她告诉暗恋自己的瓦尔，“戈尔韦确实不远”，但对他来说，“那已经是月球了”。不过，瓦尔并不想离开。他知道，等到暑期结束，“那帮有脑子的家伙”都回去了，格兰贝仍旧是他的天下。他要留下来，与海岬上的海鸥一起，等待玛蒂娜下回“从月球归来”。

应该怎么形容这种生活？与其说，留守是归隐乡间、韬光养晦，倒不如说是另一次搏斗：与生他、养他的小镇，与玩世不恭的自己。但事实上，没有人能轻易打败命运，成为人生的赢家。

当然，疼痛并不会轻易消失，正如失败从来不会被成功所取代。如果把巴雷特的留守青年，称为新千年的“迷惘一代”，想来他也不会反对。他们与深受战争创伤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曾经被失败千刀凌迟，被生活折磨得体无完肤。只是，格兰贝从来不是巴黎，既不能提供流动的盛宴，也少有东山再起的奇迹。《钻石》里有一句话道出了回归的真相，“离开都柏林的时候，我的人脉已是一片废墟，我的前途同样一片荒芜。我唯一的想法只是找个地方裹紧衣袖，等待寒冬的来临”。问题是，格兰贝究竟是不是理想的避难所？真的只要“裹紧衣袖”就能轻松过冬？或许，这只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谁又能指望远在地球边缘的格兰贝，会为他们带来咸鱼翻生的机会？

于是，这些垂头丧气的年轻人只能躺在逼仄的客厅里，一边看着电视节目中大洋彼岸的同龄人，带着棕褐色的健康皮肤、一口漂白的完美牙齿，“正像哑剧演员一样互相噘嘴做鬼脸”，一边哀叹属于爱尔兰的“红头发的基因”很快就要消失了。然而，哀叹归哀叹，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既然成不了人生的赢家，那又何必东想西想、多做挣扎，还不如接受现实，乖乖地呆在原地。这是格兰贝的悲剧，也是爱尔兰的现实。但我们不必用“悲歌”来形容《格兰贝的年轻人》，更不能责怪巴雷特写得太过直白、太过真实。毕竟，格兰贝的一切，如果注定是现实的，也终将由现实来买单。